虽然中国已经跨入汽车社会的门槛，但是驾驶者的文明意识还停留在“后觉醒”时代。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今日发布研究称，一系列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反映出驾驶者的不健康驾驶心态，也折射出当前社会汽车文明的缺乏。
该研究分析认为，导致目前汽车文明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与机动化不同步带来的观念滞后、从众心理下的“破窗效应”、中国人落后的汽车意识和观念、驾驶者“重内而轻外”导致的公共道德意识缺失。
交通拥堵背后的不文明行为
站在汽车社会门前的中国人，通常看到的是这番景象：十字路口，汽车、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我行我素，红绿灯的警示作用成了“仅供参考”；交通要道，各种车辆胡乱横行，无提示地随意并线串道，导致事故频发；在环路出入口，众多车辆竞相“加塞儿”，挤作一团，无法按顺序进出；在胡同小路，车辆沿街随意停放，双向车道变成了单行道，道路上停满车辆，四车道变成双车道……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显示，市民反映最强烈的汽车不文明行为是向车窗外扔垃圾、吐痰。在中国的公路两侧，人们总能发现散落的矿泉水瓶、食品袋、废纸等五颜六色的废品，隔离带甚至出现一条“垃圾防护带”，其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垃圾随手扔出车窗，破坏的不仅是环境，还可能直接威胁到交通安全——快速路上风卷纸飞，万一遮住后面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危险即时发生。”该项研究的组织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王俊秀称。
就像抛撒滴漏、开车吐痰行为一样，种种不文明行为不仅是汽车使用者对于他人的漠视和对于规则的无视，更有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在不文明行为中，有13种被市民认为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如与行人抢道、向车窗外乱扔杂物、夜间开车不关闭远光灯等。
事实上，交通拥堵有1/3来自不文明行车行为。有关部门测算，北京市每天因堵车造成的社会成本达4000万元，相当于每年损失146亿元。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如果京城所有车主都文明行车，消除这个来源于不文明行车造成1/3的拥堵，每年至少可减少损失数十亿元。不文明行车不仅造成交通拥堵，也是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2009年7月28日发生在北京东五环的重大交通事故便是由于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所引起的，最终造成7死1重伤、3辆车毁损的恶性交通事故。”王俊秀表示。
中国式交通尴尬
随着“有车族”的规模日益壮大，因开车而诱发情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类人被称为“路怒族”。
该研究称，也许是在马路上受了委屈的人都需要发泄，或者“不文明”的行为可以传染。很多本来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但当面对路上不遵守秩序的人时，总是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快。如今，“路怒族”们似乎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之中。看到乱“插队”要怒；看到刺眼的氙气灯要怒；看到“新手上路”也要怒。于是无法心平气和的有车一族剩下的想法就只有一个——以暴制暴。
王俊秀认为，现代社会普遍工作压力较大，许多人贷款买房买车，身负经济重担，身体和情绪都比较疲惫。如果开车时的“掌控成就感”遭到破坏，如遇到红灯、堵车、行人违规或车辆剐蹭等，人就会产生反攻心理，容易情绪爆发，甚至通过骂粗口、打人、毁物来宣泄心中的愤怒。
与“路怒族”相映的是“中国式过马路”。2012年10月，网友“这个绝对有意思”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当天这条微博被近10万名网友转发。“中国式过马路”迅速成为网络搜索高频词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随后，“中国式开车”、“中国式造城”等脱胎于“中国式过马路”的词语也迅速流行，“中国式”交通尴尬引发舆论关注。
该研究称，这一问题背后除了与民众交通安全素养有关外，不少城市交通规划缺乏科学性，管理不够精细化，尤其是人性化的城市公共服务理念缺位是重要原因。“中国式过马路”涉及的交通灯设计，“中国式开车”涉及道路设计，“中国式接孩子”涉及公共设施缺失，从规划技术角度看，相关设计管理尚不细致、不周到，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行人固然随意，驾驶员也很“霸道”。“行人优先”在法律中早有规定，可现实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杭州“富二代”斑马线撞伤行人，河北李启铭大学校园内撞死女生，北京长安街英菲尼迪车主撞死一家两口……恶性事件频发。
王俊秀表示，占有全球汽车保有量2%~3%的中国，年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20%。中国不仅是年产销汽车量最多的国家，还是世界上道路交通事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车人与无车人之间的矛盾，史无前例地激化且不可调和。为避免路面上的“弱势”，越来越多的人扔掉自行车，选择加入这场“疯狂的游戏”。
汽车文明缺失的根源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为《汽车社会》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到了欧洲才知道，汽车多少无关紧要，关键是有没有汽车文明”。他进而指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汽车梦，但关注汽车文明的人远比想实现汽车梦的人少得多。如果每个人都不关心汽车文明，汽车梦的实现就将是一场灾难，个人的非理性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状态。
该研究则认为，汽车不文明和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观念滞后有关。美国、德国都是先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而后才是机动化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机动化就已来临。这使得一些人在买车、用车的认识上处于一个“滞后”的状态。
“国人经历了骑自行车阶段，也习惯了任意穿行、灵活多变的交通形态，因此导致大量违章停车、随意乱穿、不各行其道，其后果是交通秩序混乱、事故频发。在‘机动化快过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种观念滞后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广泛。”王俊秀说。
这种“滞后”状态的另一表现是“重内不重外”的公共意识缺乏。驾驶者都认为车是自己的，不能不整洁，车外是大家的，可以脏乱差。所以，产生了各种抛撒滴漏、开车吐痰等不良行为。中国的汽车消费者往往重视汽车的安全配置和各种被动安全设置，却忽略了自己的主动安全驾驶行为。
此外，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规则还未建立或是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人们的行为往往更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人们就会产生从众心理，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理论”的表现。
该研究还发现，在成熟汽车社会中，汽车只是服务于人的代步工具，而不是用来炫耀身份展示价值的物品。在中国人的“汽车意识”里，还没有将汽车当成普通的代步工具，这也就导致在中国“汽车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人们的“汽车文明”似乎还远未到来。
“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在选择汽车时会追求大排量、大规格。另一方面，很多驾驶者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和好胜心。马路就是战场，必须分个胜负。我们期待有一天汽车从地位和速度的宝座上退位，重归其交通代步工具的本位，真正在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汽车观念与汽车文化。”王俊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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